(三)土地社区所有制在当代失败的原因剖析
    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弈局和其他协调博弈问题。按肖特理论,中国的经济转型使社会反复地面临集体土地的囚徒困境博弈弈局,自然应该演化出某种行为规则(或社会惯例),规定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的行为并被他们所遵循,以避免反复出现的非效率的均衡策略的采用。但事实上,中国迄今没有产生这类社会惯例和制度规则,以至始终在集体土地“囚徒困境”博弈弈局中处于被动。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精英设计路径不能传达社会生产力的真实信息,不能传达农民群众的真实想法。长期以来,中国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路径选择,按照政治体制的安排,一直仅囿于精英设计制度路径的单一模式,而根本排斥制度由参与人讨价还价自发演化生成的社会博弈模式。如果上述假定成立,那精英设计的制度无法替代肖特所言的社会惯例和制度,因此,制度演生路径的障碍不能不引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社会惯例和制度的缺失,从而引致价格机制的异化,甚至市场体系本身的残缺,成为中国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探索自1978年土地承包始,20余年来尽管付出了巨额的探索成本,却无大建树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整体异化的原因。

    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不同的制度生成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生成绩效。制度创新的路径,一是制度由参与人讨价还价自发演化生成;二是精英设计生成。如果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决策机制排除由他们参与做出或经由他们积极合作做出,他们的这种信息就很难运用上,从而引致社会计划者的制度设计偏离理性。显然,如此路径阻塞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交流和沟通信息的、主要的、非常有效的社会机制不能自发生成社会惯例和制度规则,不能补充在竞争性价格不能充分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时所需要的、但又是价格机制所不具有的内容,而且也不能促进价格机制的最终完善和形成,以正确传递市场运行的某些重要和主要信息,从而引致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基础甚至市场体系本身的残缺。中国的制度变迁之所以路径单一,正在于传统意识形态拒绝社会参与制度博弈,从而无法形成社会机制和价格机制,甚至市场体系。这就是上面所述的中国制度由参与人讨价还价的自发演生路径障碍产生的本质原因。

    其实,历史并不看好精英设计制度路径。美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立法宗旨,是正确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则,这是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因此,美国土地产权制度形成、变迁不是由政治家和制度精英先验地刻意为之,而是由政治家、官僚(政府管理者)、产权要求者各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缔约谈判,并以各方最终的妥协与让步实现均衡从而缔约的过程。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在移民来到之前,土地基本是国有的,但是,随着移民对美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以及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土地共有的冲突日益加剧,土地共有的损失日益严重,迫使美国对土地共有制度进行调整,并呈现共有到私有、私有到共有,或混合所有的变化轨迹。中国土地公有的性质和美国立国时的土地共有性质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和产业结构的矛盾也是和美国基本一致的,因此,当今中国如何参考美国社会自发演生土地产权制度的有益借鉴,改革现行主义与精英决定制度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四、精英设计与社会博弈结合是未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可能选择的方法

　　土地产权制度自发演化生成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笔者下面从为什么和怎样做两个方面阐明构建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的政策主张。

    首先,分析中国构建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的原因。
    1.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存在的必要性
    以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方式有意识地设计是制度生成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为中国长期所使用和熟悉的形式。但是,自发演化生成的演生形式也是制度生成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中国所不熟悉的重要形式。土地产权制度自发演生生成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自发演化是依托宪政体制,通过民主程序,由利益当事人各方参与提供制度供给所急需的对称信息,并以制度重复博弈方式充分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产生制度平衡设计的均衡机制。显然,土地产权制度自发演化生成的制度演生模式,较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方式的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模式,无论程序和机制都更有利于在事前形成体现反映各方利益诉求的均衡制度,以防止制度利益向单方面倾斜,为少数人利用,更有利于在事后形成监督制度运行绩效的问责制度,以防止制度运行偏差,为土地产权制度向更成熟的方向提供变迁动力服务。

    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按照制度博弈论的观点解释,诚信制度是对预期的交易,需要各方充分进行讨价还价,从而以各方的妥协或让步达成均衡制度。制度演化正常进行所需要的讨价还价制度基础,就是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如果制度供给没有经过利益当事人的重复制度博弈,就不可能产生为各方妥协或让步所能接受的诚信制度供给。如果制度供给仅是集权政治下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反映,那制度设计参与者没有必要考虑不诚信制度供给的后果。但是,制度供给一旦要经过重复博弈产生,那利益当事人各方就一定会尽心尽职地、诚信地反映自己利益的制度需求,从而达至诚信制度供给,实现利益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因为任何不诚信地反映自己利益的制度需求,都可能影响诚信制度的供给,并将由利益当事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或受到制度的报复,或受到社会问责。因此,在土地产权制度供给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下,作为制度设计参与者的经济人,最佳的选择就是供给制度诚信,最大化地满足利益当事人各方的利益诉求,实现双赢。事实上,政党、团体、组织、个人要生存下去,都必须进行政治、经济交易,由于诚信交易付出的成本最低,因此都希望互不欺诈,而最好的博弈选择当然是建立诚信制度,实现双赢。

    当前,中国的政治是从集权文明向宪政文明转型的混合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方式,有意识地设计生成制度的模式还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制度生成转型也很可能是混合体,即同时吸收制度自发演化生成模式的演生特征和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方式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制度设计特征,形成自发演生与有意识设计的模式。从这点上讲,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应该作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方式,有意识地设计生成制度模式的基础。因为建立在制度重复博弈生成制度产生体制基础上的制度,至少可以帮助制度设计者充分了解各方利益诉求,以尽可能减少制度设计的偏差。

    2.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的制度产生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一方面,制度效能的实现依靠构建一个合理和理性的公共行政体制,其架构的“硬”件是构建一个合理的公共行政机构体系,其架构的“软”件是构建公共行政文化,以保证行政体制的有效运作。以上是行政体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制度效能的实现还需要构建制衡权力机制。权力制衡是制度效能的保障,在宪政体制下建立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方向。制衡权力仅依靠行政体制内部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即使是高效运行的公共行政体制,也必须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以形成行政体制内部力量和社会体制外部力量的制度重复博弈生成体制。

    其次,构建制度重复博弈生成制度体制的模型变量和前提。第一步是变量确定。土地产权制度重复博弈生成制度体制模型的变量,一是内生变量,由制度供给的利益当事人的利益决定;二是外生变量,由文化、法律环境因素决定。第二步是模型假定。根据上述内生和外生变量,制度重复博弈生成制度体制模型至少需要考虑交易成本、博弈环境、制度结构三个前提。

    1.重复博弈的交易成本假定
    制度供给的利益当事人的政治经济交易质量,由交易成本决定。作为制度设计参与者的经济人是自利的,其原始欲望是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利益最大化。但是之所以没有不顾一切为所欲为,是因为作为制度设计参与者的经济人是理性的,在决策之前必须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如果社会不讲诚信设计制度,获利的成本很低,那他就会放弃诚信设计制度铤而走险追逐利益;如果社会不讲诚信设计制度,获利的成本很高,那他就会选择讲诚信、遵承诺、做守法制度设计者。因此,土地产权制度设计一定要从成本设计方面保证制度重复博弈效能的进行。因为市场经济的不同制度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靠制度博弈规则来确定高低。如果制度博弈规则不能正确衡量交易成本,甚至颠倒制度交易成本,那就只能鼓励市场制度设计者诚信的异化。交易成本决定重复博弈的实证来自市场制度。土地市场制度供给绝对是重复博弈的市场,但是土地市场制度的重复博弈却只产生诚信制度需求而没有产生诚信制度供给。制度博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博弈能够改变买卖双方的结果;是因为第一次制度博弈的结果可以通过第二次改变;而如果制度重复博弈的结果没有悬念,那制度博弈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一方面,中国土地政府垄断市场的土地制度供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市场主体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因此,在制度买卖双方处于绝对不平等条件下,经过所谓的博弈达成的是不完全的合约。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拥有行政权和土地产权,是绝对的强权者,因此,只希望土地制度设计参与者供给政府制度诚信,不考虑政府供给作为市场主体的制度设计参与者制度诚信;而作为制度设计参与者尽管有制度诚信的需求,但是得不到政府满足,也不可能对政府生产制度诚信。由此演绎,于是彼此都不讲制度诚信了。另一方面,中国土地政府垄断市场的法律制度供给是垄断法律,不保护制度供给竞争或博弈,失败的永远是被垄断者。因此,制度法律的威慑力量不能自律政府行为。由此推导出土地产权制度供给重复博弈的一般结论:制度供给竞争市场是制度重复博弈的前提条件,制度供给重复博弈又是诚信制度交易的前提条件,如果制度供给竞争或博弈市场条件不成立,那制度供给重复博弈产生诚信制度交易的结果就不成立。

    2.重复博弈的路径环境假定
    任何政府要提供诚信制度,任何市场主体要履行制度诚信,打通制度供给自发演生障碍是最为深广而关键的命题。诚信制度或制度诚信需要保护制度诚信或诚信制度的竞争或博弈文化,保护制度诚信或诚信制度的竞争或博弈的法律支撑。构建保护制度诚信或诚信制度的文化(简称制度文化)是比道德更为广泛的概念。按信息经济学理论,优秀制度文化是一种人群制度行为的预期和信念,能够让制度设计者和市场主体自律,并选择抵御一切诱惑和压力的纳什均衡。而优秀制度文化的缺失或崩溃使制度设计者和市场主体丧失了做正直人的预期。于是,一些作为制度设计者的经济人便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利用,从而违背学者的良知生产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中国土地市场一直号称为“政府垄断市场”,从制度文化观念上认识,垄断文化不是制度文化,因此,很难帮助制度设计者和市场主体产生自律。不过,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自律和他律是同时并存的。在自律不能有效规范经济人行为的情况下,并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社会便应该提供他律,即问责,以体现社会正义。当然,他律要靠政府和社会共同实施,但某种意义上,社会实施比政府更有深广度和问责力。因此,政府必须用民主鼓励社会参与制度问责博弈,用社会而不仅是上级政府的惩罚来帮助制度设计者和市场主体他律,改变当事人制度的博弈结果。

    3.重复博弈的制度结构假定
    土地产权制度供给的博弈绩效依靠制度自发演化(讨价还价的合作博弈)或制度设计机制实现。但是,制度供给的合法前提则是民意基础。如果制度的产生不具备程序正义,那制度的合法性势必受到质疑;同样,如果制度的产生不具备实质正义,制度的供给就不具备制度的诚信。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制度供给博弈既然存在决策失误,就必然存在着决策失误的“发生机制”。因此,根据权力必须制衡的原则,必须确定执政者和人民之间的合作重复博弈关系,以体现执政者代表权力,以行政权力供给制度和人民代表受让者,以民意向权力问责的互动结构。权力问责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博弈机制,从制度经济学认识,权力问责其实就是政府和人民共同参与的一种制度运行绩效博弈。制度来源于人民,制度服务于人民,权力问责制度的建立,打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治人和被人治的官场“潜规则”,从而真正确立起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因袭多年的官场文化和官本位观念能够受到冲击,正彰显了宪政文明的精髓。

    五、结论
    有鉴于此,我们寄望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对制度变迁路径进行重新科学选择。其基本方向是改变集权政治以主义为变迁目标、以精英设计制度为路径的策略组合,确立宪政民主以民生为变迁目标,以社会共同供应信息的自发演生生成制度的策略组合,建立与中国农村生产力耦合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不同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